我的古城，我的家

黟县碧阳初中  吴卫华

我出生在西递，但父亲的老家在古城。

这些年，我始终关注着这座古城。千年古县，文化遗存，关注古城也就成为我不可放弃的责任。

时过境迁，往事越千年。埋藏在这座古城的故事，吸引众多经过的人。我就在这里看着，读着，追寻着。

学生时代，外出求学。同学问起我的家乡，我说我是“黑多”县人。他们愣了一会，才会听我解释“黟县”，不是他们脱口而出的“歙县”。我耐心地告诉他们：黟县与歙县一样，自秦开始设置了千年，黟县悠久的历史让他们咋舌。

后来，他们来到黟县，走进我家，走进西递。我们伫立牌楼下，我自豪告诉他们：我是西递人，西递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是古老徽州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赞叹之余，我不由得再提起，我还有一个家——古城泮邻街。

啊，古城，往往说起这个时。人们赞叹西递，同时竖起大拇指，赞叹古城：哦，泮邻街——三元井。三元及第，这是好兆头，是个吉祥地。

是啊，我会及时地跟上一句：那口井就是我家的，是我的高祖做的，那里的人都说这是我们吴家的井。

而今天，我就住在这座井的不远处——县背岭，守护着我的古城。我在西递与这座古城之间，往返着，搬运着历史与文化。

清晨早起，我去横沟弦的小市场买菜，然后去学校上班，车轮碾压着麻石板面。经过三元古井，我会情不自禁地看一眼。

那里，早起的大婶们，拎着水桶，从三眼的水井圈中，拎出一桶一桶的水，捣衣浣洗。我免不了会在那里站立一会，与她们聊上两句。他们偶尔会问起我的父亲——铁梅，身体如何，还会说起这座三元古井，说起父亲小时候的事，说起三元井，说起古城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家，我对古城的认识，相比西递要迟到很多年。

古城，是一座沧桑的城。如今，我只要问起父亲古城的往事，父亲会娓娓道来，告诉我泮邻街上曾经繁荣的吴姓家族。昔日古城，势力最庞大的莫过于余姓与程姓。而吴姓也不甘示弱，古城七十二姓，唯有占住泮邻街的位置，敢于挑战“二陆齐名”的程氏大家族。

1978年，父亲工作调动，到了黟县教育局任职。那年，我第一次走进泮邻街。就在古井旁边，我听着父亲与几位老人说起一些事。我那时才不过七八岁，不谙世事，只是被父亲牵着手。他带着我走进古井对面的一座老房子里，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好像在回忆一些往事。

后来，我才知道老房子叫铁皮门，是一座明代的建筑。父亲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直到后来读书，外出工作才离开这里。

多少年后，我问起父亲，怎么会离开铁皮门的，为什么不再住铁皮门。这段故事，说来有点长。父亲告诉我多次，我始终没有办法记得全面。至少我知道，如果当年母亲不去西递侍候外婆，如果父亲早年一直在本地工作，我们家就会一直住在这座老宅里，每天就会陪伴着三元井。

泮邻街，背后就是古时的县学，紧靠着学宫的泮池。围绕这里居住的是程氏，这条街的前半是程氏，今天还存在着程氏的木牌楼；而吴姓占住后半条街，但今天已经看不见吴姓的多少痕迹，唯一的显眼标志就是三元井。

三元井，在这个地方，其实不只一处，往下的程氏居住的弄里，还有一处。不过相比，规模与气势，没有办法与这座三元井相比。取一正方的黟县青巨石，凿出三个圆形井圈。看似简单，选材就很艰难。玄武岩本是页岩，一旦不注意凿与磨，就是前功尽弃。找准了脉络，这是很多行家的评价。当年就这个井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不喝程家一口水，一句传了多少代的吴氏祖训。尽管在今天，这里已经很少有吴姓的人家，但是程氏人都清楚。当年吴姓时婆很厉害，嫁到这里来，带来一大帮的吴姓人，扎根在这里。

被程氏围困的吴姓，要想独立自主，得有气魄。出资挖掘这口井，算是当年的嫁妆，她发下誓言至今流传。多少年后，我查阅《黟县志》的众多版本，知道这里就是县城吴姓的聚居地。这条街的尽头，县学山下，曾经有座吴氏祠堂——尊让堂。父亲说起高祖时，最大的功劳就是制造了青石井圈，维系了祖上在这里的荣耀。其时，这里吴姓人家已经人丁稀少，他们多在武汉三镇经商。

2017年春天，一件事引起我莫大的关注。黟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盛祥贵在微信群里，发了一片《汉口徽商》的封面截图。原本我并不在意，喜欢关注地方文化的盛祥贵提及汉口徽商，说起了吴姓。我不禁惊讶地叫出声来，那是父亲常说的故事。

“春源油行——吴干廷”，我曾经听父亲说过。我的曾祖父曾经在汉口经商，做的就是油行老板，好像就是叫“春源”的。我发微信给盛祥贵，我说这可能是我的祖上啊。

盛祥贵是个有心人，得知后，不仅把这书的序言打上电脑发上来，而且把有关黟县的部分也敲上电脑，发了出来：

从汉口总商会组成看两帮形势民国《夏口县志，商业志》写道：“在汉口未设立商会之前，曾有官立之商务总局，办理全镇商务事宜。”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由农商部奏定《商会章程》，内容有湖北汉口应设立商务总会。是时，汉口由商务总局邀集商董，遵从《商会章程》，议定设立汉口商务总会，并公举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为总协理，报请农商部批准任命。原官立商务总局随之裁撤。民国四年（1915 年），农商部颁布《商会法》，原汉口商务总会，依法改称汉口总商会，总协理名目改称会长、副会长。民国五年（1916 年）依法改组，会址设在英租界湖北路。

《夏口县志》附有《汉口商务总会历届总协理、正副会长表》，第一届至第八届 13 位任职人中，安徽人占两席：

吴干廷，六届总理，安徽黟县人，职衔三等嘉禾章，春源油行经理。

王琴甫，七届副会长，八届会长，太平人，职衔三等嘉禾章，公咸疋头号号东。

何谓嘉禾章？古人视嘉禾图案为吉祥的象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延续清王做法，于1912 年 7月设立嘉禾奖章，授予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业的人士。上述两位在汉口的安徽商人获此殊荣。

当我看到这样的字眼后，我想我需要征求父亲的意见，毕竟记忆上有些模糊了。然后，我打开网页开始搜寻《夏口县志》，这些年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祖上是在汉口经商，其实当时是称为“夏口”。近百年来，地名的更迭变迁，我直到今天才知道“夏口”。果然，《民国夏口县志》是与《道光云梦县志略》、《光绪续云梦县志略》放在一起的。

这些年来，总是听亲戚（包括父亲）说，汉口有我们的吴姓（黟县城泮邻街——吴氏尊让堂）的后代，可是自祖父去世后，就与我们断了音信。那些年，父亲（包括兄弟姐妹）不会去关注这些事，因为大家的生活都拮据，谁也无心去关注这些陈年芝麻事。在父亲的同族兄弟吴龙荪一家迁往上海后，在黟县泮邻街的这一支就我们这一家了。其余住在南门的两户，都已经在八、九十年代去世了，而且他们没有后代。

 “春源油行”（吴乾廷——《民国夏口县志》记载）， 《汉口徽商》的书中不应该打成“干”。取“乾坤”之意，父亲告诉我，曾祖在黟县又称呼“吴紫廷”，合“紫气东来”之意。黟县话里“乾”字，叫起来不响亮，家里叫“乾廷”，家外叫“紫廷”。

曾祖从那里回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父亲告诉我小时候，家中有好几个大油篓，比起一般人家的油篓要出众。曾祖回来后，并没有什么职业，在家里坐吃，算是泮邻街的有钱人家。那么，哪里来的经济来源，就是在那里积累的财富。

曾祖娶了三房妻室，长房是县城名贤里的余氏兰英，他在汉口经商另娶了郭氏素琴，并有妾，称呼莲子（父亲不知其名，他说小时候，每逢清明祭奠时焚香，写有灵位），这莲子可能是郭氏的陪嫁丫鬟，后来納为妾，没有名字。

余兰英生下我的祖父吴庚杨，是曾祖在夏口产业最旺盛的时候，后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回转黟县，是一个谜。祖父的学业，全赖曾祖的支持。抗战时期，祖父回到家乡黟县，成家，办学校，得到麻田街江氏的支持，办了宗文小学。这都是与曾祖的人脉相关联，祖父以教师身份进行抗日宣传，得到了很好的掩护。

如果本身没有雄厚的资金后盾，这些事是做不成的。我一直在思考，曾祖为什么会转回黟县，父亲告诉我可能是那时在外遇到什么问题。

我的父亲生于1937年，尽管抗战才开始。但夏口地处武汉三镇，历来就兵家必争之地，战火的侵扰是首当其冲的。有些产业的徽州商人保全自身，撤走回乡的做法，值得考究。他们唯有回到地理位置偏僻闭塞的徽州，固本清源，期待将来再兴。毕竟吴氏尊让堂在黟县城还算是有名望的，有祠堂，还有田地。不过，吴姓回到家乡的人并不多，我们这一支在武汉还有后代，祖父在的时候，有来往。与我的父亲都是“圣”字辈，2011年，我的小叔叔寻根曾经找过他们。

经商不忘育儒。《黟县志》（民国）里记载，碧阳书院捐款，少不了“吴氏尊让堂”的名号，经济来源就是汉口。据我现在所查询，目前吴氏宗亲网上看不到吴氏的“尊让堂”的堂号。同是延陵郡望，为什么看不到呢？这一支有人在，却没有记载，这是遗憾。

目前黟县的吴氏分支，主要集中在城郊横岗与东山，这在《新安名族志》上有记载，而黟县西北部的宏村塔川附近，吴姓迁自休宁。我们这一支来自何处，没有证据，即使祖父留下的薄薄几页纸，也无足以证明属于哪里，先祖是哪一位。我也只能认为，当年县城里的七十二姓，吴姓是一大姓，来自这两处是有可能的。

吴姓住在泮邻街，本身是一段历史的趣话。我没有住过这里，但是后面的学宫，我却生活过一段时间。曾经的碧阳小学，我最初认识的县城学校。刚进城的一次，我从莲花塘那边进去，就走的是学宫，至今记得大殿的形式，拾阶而上，很有气势。我的记忆是深刻的，我至今为我曾经走进过县学自豪。官家的学校，只可惜，后来碧阳小学需要建立乒乓球训练场所，拆了，做了大会堂。唯一留存的就是至今还保留的学宫部分，站在今日的南街，还可以拍到当年的影子。粗壮的冬瓜梁，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古城改造了，哪一天，这里再次开放，我会再来这里，邀上我昔日的伙伴。拿着我们当年在这里的捡到的木活字，寻找往日的学堂。

我的古城，我的家。我居住的地方，叫县背岭。当年的衙门的背后，那株百年老树始终关注着这个古城的变化。我的隔壁老人告诉我，这里还与一个地名相关，那就是上牌楼。当年舒迁的牌楼就在这里，如果有记忆的人还记得，如今的靠大街的位置，围墙的地脚，就是用当年的牌楼底座。几年前，还是有的。花岗岩的，巨型的底座，巨型的云朵纹，宽大，接近丈吧。可惜，如今只能看着那没有搬去的，回忆了。这座牌楼上据说有一对联：九龙上天搬仙锦，万马门前踏早春。不过后来老人告诉我，这对联并不是在牌楼上，是在舒家的祠堂里，红底黑字的，而且是正门的两厢柱子上。

舒迁，字子乔，黟县城南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年）进士。他受业于黟县教谕胡颐。而胡颐，字叔正，号勿斋，贡生出身，广东鹤山县人，是古蚕胡氏第九代传人。初授彭泽县（今属江西省）训导，后任黟县（今属安徽省）教谕，在任8年，践行“苏湖教学法”，深受学生爱戴。舒迁在他告老回乡时写了一篇赠别的文章《赠胡勿斋先生致仕序》，描述了胡颐的事迹和学生们尊师之情。

后来，舒迁以巡按御史身份入粤，首访古蚕村，才知先生已经去世，于是令县官为胡颐营葬，遵遗嘱为胡颐所修撰的《古蚕胡氏族谱》作序，题其故里曰贤侯里，并为胡氏宗祠（即满堂公祠）题匾。

这段文字，最初我得到朋友介绍，在《鹤山文艺》网站中徐晓星的一篇随笔中得知的。徐晓星在2000年把《赠胡勿斋先生致仕序》编入《鹤山古文选注》。

如此，说起了这个胡颐。我们有必要说起我们熟悉的江苏的朱俊声、桐城的刘大櫆都在黟县担任过教谕一职，给黟县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胡颐呢？

说起上面的“苏湖教学法”，不得不提起北宋教育家胡瑗。

胡瑗（993——1059），泰州如皋（今属江苏省）人，世称安定先生。43岁起，先后在苏州郡学和湖州州学执教20多年，晚年任国子监直讲（教授），主持京师的太学。他爱生如子弟，教学有法。他主张“明体达用”，首创“分科教学”。要求学生既知文学，又通政事；避免学成书呆子，也避免做不学无术的官僚。他为苏州郡学所订的学规，成为当时各地郡学的榜样，他在湖州州学任教时远道来求学者常有几百人，名满天下。朝廷对他在苏湖两地的教育成就很重视，曾派员专门考察总结，撰为《学政条约》一书，作为指导各地教育的规范。胡瑗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被称为“苏湖教学法”。（徐晓星《古蚕胡氏的历史文明》）

舒迁，师承胡颐，可以说是“苏湖教学法”教育之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死读“四书五经”，而通晓人事，在那个时代着实不容易。舒迁曾经介入明世宗生父称号问题的政治纷争中，这场史称“议大礼”, 规模巨大、旷日持久。当时的舒迁力排众议，力陈主张，颇有影响。他担任山西巡盐御史期间，“清理盐课盈馀，悉奏赈边；上边防疏，筑罗城以杜边患，政声卓著。巡按广东，贪吏望风解绶；他不阿权贵，剪豪，黜贪污，为数十无辜坐死者平反。”终于达成一代伟业，让后人垂慕。

如此，我们不得不重视历史上曾经在黟县做过教谕的学者，他们对黟县历史文化积淀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去挖掘，也是我们对这座古城的认识。

既然是我的古城，我的家，我必须重视起来。

历史在往前，推进中我们不断发现我们少了什么。那就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系统认识。古城，千年文化积淀，不是我的一份热情可以辩驳清晰。我需要仔细地端详他、揣摩他。今天，乃至未来，我必须爱护他。

站在东岳山上，注视着“岱峰”石碑，我不由得怀想历史上的先贤。古城历史悠久，更是文化悠久。古城改造，大街小巷，又回到麻石板街，我仿佛又听到了茕茕足音，踏响黎明与傍晚的古城。这曾经是古徽州商人乐善好施的见证，他们倾经商积累的财富，投资家乡建设。路、亭、桥等等，无不留下历史的痕迹。对照历史的遗存，今天的民生工程，既是对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是让后代子孙知道，前人修路，后人乘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

2017/11/28（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