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黟县碑刻档案及其抢救保护

黟县档案局 胡建东

碑刻档案是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化档案，它以石材为载体，真实记录历史事件、人物事迹、诗文作品、功德捐输、文告禁规等内容。碑刻不仅反映了历史上特定时刻、特定内容的真实片断，更因其集文辞、书法、章法、刀法及石碑造型等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历来受到文人墨客、专家学者的重视。

  我国碑刻的历史十分久远。先秦的石鼓文刻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刻石文字。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登泰山，李斯为其歌功颂德，刻石记载，史称“泰山刻石”、“峄山碑”，开碑刻文化之先河。汉时，将军征伐，所到极边，也多刻石铭功。如《后汉书？窦宪传》：窦宪大败匈奴，北进至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返。西汉刻石现已不多见，东汉以下，碑刻甚多。如以书法传世的著名碑刻，就有我们熟知的“兰亭集序”、“神策军碑”等石碑，但大多是拓本、摹本，而石碑本身，有的久佚，有的毁缺。碑刻档案在记载历史、传播先进文化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黟县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徽商和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的碑刻极为丰富。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已是很少的一部分。宋代以前的石碑无实物，仅见史书记载，如宋朝罗愿的《新安志》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建薛公祠所立的碑，便是史志上记载我县最早的碑刻，但早已毁失。现存年代最远的是宋代的碑刻，仅有三块：一是存于省博物馆的黄村上堂山灵惠庙碑；二是存于碧山乡培筠园的张九成诗碑，惜文字已模糊难辩；三是存县档案馆的南宋黄箓法坛石刻，由于这块石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地下出土，所以品相最好：碑身完整无缺，字迹清晰。明、清以下的碑刻较多，如现立于宏村睢阳亭桥头的明嘉靖《春日睢阳亭怀汪心鉴》碑，桃源洞“浔阳台”碑，屏山越国祠碑，黟城东门永吉桥碑等都是难得的诗文、章法、书法、刀法俱佳的上品。

碑刻档案由于是对历史原貌的真实反映，文章辞句优美，刀法、书法艺术精湛，因而成为实物档案的珍品。尽管碑刻所反映的史实、年代离我们已很久远，但从中反映出的内容仍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时空隧道窥见当年的景象。如现存于黟县档案馆的建造东门永吉桥记碑，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舒志道、舒谦吉一族几代人继难继之事，成难成之业，在漳水上建造东门永吉桥，成而毁，毁又造的义举；又如现立于宏村睢阳亭边的《春日睢阳亭怀汪心鉴》诗碑，更描述了一个哀婉动人的故事：明嘉靖年间，黟人汪心鉴宦游时向诗作者罗洪先介绍故乡山水之美，罗洪先心神向往，多年之后，来到宏村，可此时，好友汪心鉴已经去世，睹物思人，罗洪先在游宏村睢阳亭时写下了这首怀友的佳作，一曲歌罢，令人潸然泪满襟。这些碑记不仅再现了历史，更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如上述二碑，一楷一行，都是端庄严谨，刚劲有力，真无愧是“传国之遗宝”。

碑刻档案是不可再生的珍贵史料，但由于它们散存民间，大多置于室外，历经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能传至今的，亦不过十之一二。而这些幸存的碑刻仍濒临被毁灭的危险。有的被用来铺路、造桥，有的被用来砌墙、洗衣，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抢救保护，实在上愧先人，下误子孙。如睢阳亭诗碑，就曾被用来砌猪圈；一块道光年间的奉宪示禁碑，现在还在灶底下。这种焚琴煮鹤之举实令人扼腕太息！更有甚者，一些贪图小利之人，将古碑倒卖出境，使之失去的可供考证的实地依据，更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务必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碑刻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因此，抢救保护碑刻档案既是我们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我们传承先进文化的具体行动。

黟县碑刻档案的抢救保护势在必行。笔者认为，首先应对我县现存的古碑、石刻进行细致的普查、登记，建立档案，确定权属和保管责任。其次要广泛宣传碑刻文化的先进性，提高广大群众对碑刻档案的保护意识，特别在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和游人集中的景区，更应加强宣传，落实措施予以保护。三要采取采取必要措施对濒临破坏的碑刻进行保护，方法有二：一是就地保护，其条件是石碑的内容与保存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印证，且都保存较好，并具备相应的保护条件，不宜风吹雨淋。对竖定室外的石碑要修建碑亭。如“浔阳台”碑、睢阳亭诗碑的保护。二是异地保护，即不适宜就地保护，或保存地缺乏保护条件、环境的，可集中进行保护。如建“碑园”、“碑林”，既可保护古碑，又可利用其文化艺术方面的价值供游人欣赏，为黟县旅游提供一个新景观。同时，还可为研究徽州碑刻文化提供实物资料。

  黟县档案局为抢救保护碑刻档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陆续收购了一批珍贵的古碑，并积极采取措施给予保护。准备以适当方式向公众开放，让古碑文化再现异彩。希望这种弘扬徽文化、宣传古黟县行动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与关注，让历史的链接在我们的手上继续传递，文明之火永不熄灭。

此文刊载于2015年中国档案报（具体期数已忘记）

胡建东

黟县政协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