黟县现代工业的萌芽及工运的兴起

黟县地方志办公室：胡时滨

【摘要】因为徽商的繁荣，黟县自明末清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最早的手工业工人。随着近代产业的发展,至建国前夕,黟县产业工人已达数百上千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随着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工人阶级逐步形成和壮大,黟县工人运动也随之兴起。

徽州商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极其繁荣的成就。随着徽商的兴盛徽州的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黟县的瓷器贩运经营、酒醋酿造、文房四宝制造、造纸印刷等行业较为发达，因此产生了一大批现代职工及工人。

（一）民国期间的黟县现代工业

（1）酿酒

酿酒行业，建国前黟县方言称“糟坊”。 民国期间全县较大规模的糟坊有城区的“福成”、“泰号”，渔亭镇的“义生”，际联乡宏村的“宏顺”，东源乡叶村的“冈兴”，柯村乡江溪的“太和”等规模较大的糟坊。每户糟坊少的3-4个工人，多的有十余人。日用粮食300-400斤，出46度白酒120-160斤之间。原料以高粱、大麦、籼谷为主，也有用糯米酿。原粮不粉碎，小药粬糖化发酵。经过原料浸泡、蒸煮、泡汤、复蒸等工序，使原料糊化，上摊坊用竹盘扇风降温，拢堆糖化，而后下陶缸发酵5-6天，出缸压榨，上瓶蒸馏出酒。生产设备简陋：锡锅、木甑、陶缸、竹垫、土灶、木柴。工人用木桶涉水，箩筐抬原料，每天工作不少于15小时。虽这些手工业与作坊，多是作为农业副业出现，产品多在境内自产自销，维持民食民用。但对乡土名特产品的制造，及现代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造纸

清道光五年（1825年）《黟县续志》云：“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民国期间黟县盛产表芯纸，始于1923年，皖北潜山县一李姓人氏来渔亭乡青岭山试办纸槽；1924年，羊栈岭北牛泉村李德荣，从泾县习艺并请来师傅在该村东南一个山坞里建槽做表芯纸。其地因此得名为“纸槽”。这种纸是用刚放满桠枝的嫩毛竹作原料。初夏间，砍竹截段 1.3-1.5米长，破片入梯形土塘（顶13-16米*4米，底11-13米*3米，高2米），以石灰水腌渍，百日后可利用。经过洗蔴（漂）—剥料（分青黄层）—石碾—打浆—捞纸—烘纸—整理—打捆—印招牌七道工序而成。黄篾色，拉力弱，入水易溶。其规格每张5.17厘米*4.17厘米，36张为一刀，72刀为一捆，2捆为一担，20担为一吨。建国前，销售皖北，多作迷信品焚化，县内则以搓火煤引火吸黄烟和包装、卫生用为大宗。建国后，黄烟逐渐淘汰，表芯纸主要用作卫生纸和包装纸，也有少数作为纸筋用于建筑粉刷的。

据有关材料统计，1949年全县有5户纸槽工厂，全员47人，其中生产工人35人，总产量40.59吨。

（3）印刷

四十年代中期，黟县城区有美源印刷所，设在北街中段大馨布店内，仅有人力脚踏驱动的大号、二号元盘印刷机各一台，石印板一面，人工切纸、印刷、装订。主要业务是印国民党办的《黟县报》。也印广告、表格、薄本等。从业人员八人，于解放时停业。彼时，还有一家叫仁记得工商户，从事石印印刷，兼卖文县。

黟县解放后，1949年6月政府接收美源印刷所，迁址北街俞氏宗祠内筹建“黟县人民政府印刷厂”，同年八月，并入黟县供销社合作社。

（4）纺织

1925年，县人卢象山，卢崇卿集资在十都际联乡宏村创办私营培本布厂。初办，只有木织布机织些小布。到1930年有资产4000元，发展铁木织布机6台，木织布机20台，70多人从业，从上海进棉纱，日产20码--30码白布，花色布35匹 ，销售于屯溪、休宁、祁门诸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纱源断绝停产。1945年抗战胜利恢复生产，改名平民织布厂，于1947年迁屯溪市。

1942年，县人周光廷集资建私营启新纺织工场于渔亭镇上街沿河，备有木制手摇纺纱机5台，木纺织机5台，开始26人从业。 有效解决抗战期间，因为封锁，日用品奇缺，棉布稀少价贵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停业解散。

1941年国民党黟县政府建设科办县营民生染织布厂于城区北街汪氏宗祠内，置有铁木织布机2台，职工16人，厂长汪毓祥，1946年由周光庭接任。年产条尼、格子布1万米左右，至1949年黟县解放，交县人民政府接管，1950年8月停产。当时，有个体坊染户7户，13人从业，年产白平布、彩条布9千米。1957年，产量上升到1.73万米。

（5）陶瓷制作经营

明朝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萌芽，在有“四大名镇”之一的江西景德镇商贾云集，工贸发达。明清时景德镇市商界有“三大帮”，徽帮便是其中之一，其中又以黟县老为主。瓷器行业从业人员以贫农为主，文化程度较低。徽商大多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基本上都能写会算，他们的文化知识和经商理念深深地影响到江西地区。凭借丰富的学识与钻研精神，安徽人在陶瓷业也大显身手，名家辈出。王大凡、汪大沧、时幻影都是在陶瓷美术艺坛上享有盛名的陶瓷艺术家。

而在黟县城乡，也有不少商店以经营景德镇瓷器为业。更有不少人从事着瓷器贩运、经销活儿。据知情者回忆，民国期间仅黟城北街、直街便有各类经营陶瓷商店九家，拥有店员职工近五十人。

（6）石煤综合利用

黟县的石煤资源丰富，据安徽省地质局三三二地质队初步调查，其远景蓄积量可达24亿吨，占徽州地区总出量57亿吨的42.1%，占全省总蓄积量75亿吨的32%。其中已探明的属二三级发热量的有11亿吨，分布于石山、桃源、西递，以及美溪、宏潭、柯村等地。蓄积量集中的石山石煤矿区，经过三三二地质队1977至1979年普查勘探，钻孔17个，查明了矿区地层、构造、煤层的层位、产状、规模及煤质，煤层累计厚度为60.47米，二、三级石煤工业储量共有14500万吨，其中二级储量3351万吨，伴生五氧化二钒的储量为67万吨。

石煤作燃料烧石灰，我县有较悠久的历史，据清嘉庆十七年（1820）《黟县志》记载，早在公元1805年（清嘉庆十年）前，就有“石焚石”的利用。民国期间，燕川，古詹、上村、严岭、水龙坑等地均有石煤烧石灰，为私人合营经营，手工操作，土窑烧锻，规模小、产量低，且夹生灰多，年产量不到1000吨，销售于休宁、祁门和本县粮产区作稻田施肥。土窑生产流程：石煤破碎为3-5厘米、石灰石破碎为20-40厘米，均为块状，傍山挖土窑，底层以柴禾引火点燃石煤层（层厚34-35厘米），铺石灰石层（层厚35-45厘米），煤、石重叠10层以上，成“金”字形，裸面，封以粘土，使窑温保持1000-1300摄氏度，每窑产石灰50-70吨。建筑用石灰，固取其白、细，一向以柴禾作燃料烧锻石灰为主，很少使用石煤烧的石灰。

每座石灰窑一般拥有开矿、装窑、掌火、账房先生等职工十多二十人，部分粗活由农闲时农民兼任，他们虽然还称不上产业工人，但因为无论是开矿还是烧窑都是技术含量不低的活儿，更需要集体协作，久而久之，自然会使传统的农耕者培植现代产业工人的诸多因素。

（二）清末民国期间的外埠黟商

“自明清数百年以来，黟县徽商始终是活跃在全国各地徽商的重要群体”，“自清代到民国时期的200多年间，黟人经商队伍活动范围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东临淮扬、河海，西至滇黔、关陇，北抵关东、幽燕，南接闽赣、湖广都留有黟县商贾之足迹；尤其在长江流域，甚流传有‘无徽不城镇，无黟不成市’之说。”（2012版《黟县志·卷八·商业》）

例如，晚清在武穴经商的南屏村人叶芳浓，因为善于经营且积极参加推翻满清帝制活动，民国建立后被武穴商民选为商会会长；同样的经历，屏山人舒先庚当任多年的九江总商会会长，黟人在九江开设有12家绸缎布店、11家茶叶南货店、4家钱庄、7家报关栈，及数十家蜡烛店、药房等；南屏李宗煝，因经营有方且乐于慈善事业被誉为大通商界“金融巨子”；被视为芜湖金融界“巨子”的还有朱村人朱晋侯；四都关麓村的汪蟾卿和五都瑶山村的郑良卿及一都双溪姚村的余鲁卿，被赞为清末民初黟县“沪有三卿”；双溪余村余成淦，在浙江遂安城北门口开设的德兴和开设南杂店，被称为遂安城数一数二的商号。

黟商经营还打造出一些列著名品牌，最为出名应该是明末黟县会昌乡人张小泉，在杭州精心打造的张小泉剪刀；同样黟商也曾为安庆名产胡玉美酱园蜚声海内外也曾立有汗马功劳；而清朝中叶黟人在汉口开设有致祥、友通等20多家钱庄，占据汉口金融业半壁江山。

但无论就历史、规模、成就来说，恐以景德镇为最，甚至赢得“黟县佬码头”的号称，清末民初，旅景的徽州人是以黟县人为中心的。旧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绩溪，旅景徽人之众，首推黟县，其次是婺源、祁门，再次是休宁、歙县、绩溪。由于黟县人占绝对优势，其他五县人经营一般都学会讲黟县话，在徽商的各行各业在通行黟县话。非徽州籍的居民，称黟县人为“徽州佬”，而称其他人则按其县籍称“婺源佬”、“祁门佬”等。（《景德镇徽帮》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九辑）光绪十年（1884年），景德镇遭遇特大水灾，“黟商贸易侨居者数千人遭此无妄之灾，损失甚巨，并淹毙多人。”（《黟县四志》）值得一提的是，黟人在同乡会里曾还设有一个“同族会”：景德镇明经会。这是黟县西递村居景的同族人，胡氏组织起来的。民国初期，在景德镇的黟县西递人达到200多人，在金融、绸布、南货、酱磨、国药和纸竹爆等行业中间设的大中字号达20多家，大贾巨富有10多人，旅景员工达四五百，在徽商中具有雄厚的势力。为了加强宗族团结，显示胡氏荣耀，于民国十九年由胡星桓、胡宝光、胡秉之、胡子佩等人为首，以原籍西递胡氏始祖胡明经的名讳，建立起“景德镇明经会”，并在求子弄购置房屋一幢，作为集会和活动的场所。在莲花塘建筑“胡氏总祭”一冢。每到清明节胡氏男丁前往公祭。旅景西递人这些做法，典型反映了徽州人外出经商后仍保留其聚族而居的习俗，说明徽商是一个带有浓厚地域性和宗族性的商帮。

清朝同治年间，四都古筑村人孙开初，少时随继母到景德镇，进大有恒钱庄学徒，满师后成为该钱庄股东，后又开设瑞丰恒钱庄、人和布店、孙大和布店、信义布店，成为富商。清朝咸治年间，三都碧山村何廷之，家境贫寒，13岁到景德镇学打络子（包装瓷器手艺），光绪十年（1884年），用20年积攒资金在迎瑞弄口摆一杂货摊。十余年后，在斗富弄开设何亨顺油盐店，以后又经理上海各烟草公司香烟，开设了何广友钱庄、共和酒楼、公和第一圃、裕丰源粮行，并相继购置房产百余栋，成为景德镇“三尊大佛”之一的巨富。民国初年，六都西递村人胡逢治，15岁到景德镇友新布店学徒，23岁被提升为经理。抗战期间，原店主无意经营，胡逢治租下店面，仅凭8匹龙头细布资金开设华昌布店，到建国前夕，华昌布店已拥有3600匹龙头细布资金、20多名店员，跻身景德镇大布店行列。仅凭8匹白布发家在景德镇徽商中广为流传。民国15年（1926年）第五期第1卷的《黟山青年》记载：黟人在景德镇开设有大有恒、吴隆元、瑞丰恒、舒志成、元兴昌、怡和昌、恒和源、泰亨、钧馀、永生、怡生、广有、立昌、同馀、永亨、坤和、利顺、利亨、元昌、永生隆、信复隆、源通、协祥、大有、聚隆、盈昌厚、恒昌祥、瑞源、均和、润生、馀生、同昌茂、裕泰、生泰、元兴祥、同益、怡昌、福昌、大成、万隆、聚成、永茂昌等42家钱庄；有永和、顺和、怡诚、叶道生、叶德润、叶和生、大源长、永兴恒、怡记、瑞和、元成永、永兴元、益丰、北诚、春发祥、永生祥、馀记、宝顺、震泰恒、肇元、德成、恒足、华丰、人和、裕成福、祥丰、松和、复昌、福元、源昌隆、原美、信成、立丰、立成、裕昌、裕隆、长泰和、永高、义源福、协和祥、致和、顺昌、永丰、义昌、顺泰、永生恒、和盛祥、怡昌、裕丰、恒生、瑞丰、福和、瑞昌恒、怡隆、同成德、利元、茂记、泉全昌、晋昌隆、德元、大兴、松和分号等62家布店；有时生、宏发、天和、邦达、恒顺、亿生、恒隆、裕长厚、元和、泰顺、信诚、源大昌、顺达、义和源等15家南货店；有吉祥行、黄公兴、大生厂、大生中所、大生东所、大生南所、亨顺、集成、利康、大道、公和豫、泰翔黄等12家粮油盐店；有五洲药房（附怡诚栈）、汪仁发、义生（附中英药房）、老庆记分号（附中西药房）等4家京广货店；有福昌隆、李长发、天长发、福昌隆支店、元生、源发顺、叶德美、道和祥、大纶、新华、美华、振华等12家烛纸印刷店；有新泰、鼎新、义丰、胡福润等4家酱坊、有胡立泰、和生、泰成、徐记、康成、立济等6家染坊；有利济、香山、来苏、泰山、永春生、利庆等6家药材店；有代理太古车糖的元生糖栈、代理美孚煤油的何祥记、代理美孚煤油的何光裕、代理太古保险的王覃赤等4家代理商店，还有土特产山货店近30家、熟食店1家。经商黟县人达到2000多人。

外埠黟商的繁荣，不但为黟县本地的工商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促进乡土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加强黟县人与近代世界的交流，活跃了信息来源，促进黟县人向文明、自由等现代思想的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产生并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为工运的兴起和发展培养了骨干领袖。

（三）黟县早期的工人运动

发达的工商业，造就了人数众多的职工与工人，也促使黟人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而与外界事物的频繁接触，加之黟县历来重视教育，文化发达，青少年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五四运动爆发，黟县的青年学生、工人便积极响应。5月下旬举行市委游行，散发传单，致电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1990版《古黟烽火·中共黟县地方党史大事记》）。同时曾涌现过结社与办出版物的高潮。《古黟新语》、《黟山青年》、《黟声》、《生存》、《乡潮》和《双溪新生》等。在外埠求学与经商的黟人与在家乡的父老兄弟相互呼应，曾一次次掀起宣传民主科学，提倡改革教育民俗，提高包括店员及工友在内的广大百姓的工作环境及生活质量的运动。1923年6月，黟县县长许复怂恿渔亭盐商趁机抬高盐价，借机牟利，激起群众义愤，同时许复又借催征田粮欠赋，欺压百姓，导致群众罢市。8月数百名进步青年及广大职工，冲入县衙，赶走许复。

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消息源源不断传入黟县，故使黟县各界人民有机会接受工人阶级进步思想的教育，从而也使不少有为青年和进步人士直接参与和声援支持全国的工人运动，在实践活动中也逐步建立了黟县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

据《黟山青年》增刊载：1925年5月30日上海顾正红事件激起工人大罢工，当时在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当工人的黟县西街名贤里余茂淮也是积极参与者，领导游行示威至南京为军警弹压者击伤头部。1925年《古黟新语》第十一期也刊文记载：“此次援助沪案，颇能轰轰烈烈，震动一时．”“五卅”惨案发生后十天，由进步知识青年陈默若、金绥章、王纯伯等人发起组织“沪案后援会”，刊印宣言、传单，在全县城乡散发．六月十二日，在城郊的广安寺召开声援大会。到会的有工人、店员、学生、居民等五千余人。大会除了致电慰问上海受伤工人、学生外，并分别向《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省《皖 报》拍发电报，表示一致行动，愿为后盾．为了激发全县人民反帝斗争的情绪，“后援会”还组织了五个演讲团，分赶渔亭、屏山、际村、碧山、丰口、西递、古筑、南屏等乡村向群众宣传揭露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同时在城镇开展抵制日、英货，提倡国货运动，把国货与日、英货——列表说明，比如：用本县产的焦福太雨伞代替“洋伞”，用本县产的胡永兴蚊香代替日本的安息香等，商界及进步人士主动撕去日、英货的商标广告，传单。还主动募捐，慰问上海工人。

民国16年（1927年）2月，北伐军进驻黟县，进步人士成立黟县总工会，由中共党员汪希直负责，围绕“争取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自由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总目标开展活动。同时在城区组建店员工会、木琢工会、缝纫工会等。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利用以泰和布店老板程仰之等反对力量组建了—个店员工会与进步的县总工会闹对立。

所以说黟县始终是徽州地区工会活动及工人运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同时也为中共党组织的建立与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黟县同时也是深受我党影响并开展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

民国19年（1930年），开始有地下党员在黟县开展活动，次年4月在黄梓坑建立黟县特支，7月扩建为黟县区委，下辖黄梓坑、坪太、石灰坑3个支部。后又在黟城成立黟县特支，辖城区、屏山、关麓3个支部。民国21年12月，中共黟县县委成立，先后在六都、七都、九都、十都、十一都等地的纸槽、轿行、木板行成立工会，许多造纸、抬轿、木作工人加入工会组织，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

民国23年8月，柯村暴动成功，柯村苏区成立抢修部，时称“工会训练班”，训练工人修理和制造武器，参加训练40余人。民国24年（1935年），黟县中共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县总工会随之停止活动。

民国29年6月，黟县人胡和庆以改善职工生活、增进同业团结，共谋福利为宗旨，联合同行50余人组建黟县工会。同月28日《徽州报》特地作了报道。

民国35年，国民党县党部筹备组织县总工会，余南山任理事长。翌年，渔亭成立码头夫工会。在编撰工会志时，《工会志》编辑室日前在翻阅档案资料时，获得一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六月七日，黟县总工会理事长余南山向当时国民政府黟县县长洪一鹤作了：为“挑挽业工会调整运价”的请示报告原件的复印件。这份珍贵的史料：

一是说明在建国前，黟县各类工业已经有相当规模，而且成立有各类组织齐全、制度完善的专业工会和县总工会。这份由县总工会向县政府反映的便是挑挽业工会“关于调整运价”的报告。

二是说明当时的工会运转的程序、手续等也已经相当成熟。此文的文号已经编至“共总字第124号”就能说明问题。

三是说明建国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报告中就有清晰明确的反映。虽然我们现在已不知道这次报告反映的结果究竟如何，但工会积极参与为职工解难解困的态度及行动，已经能够说明：工会与职工同心。

工会的成立，维护了工人的权益及利益。如民国卅三年（1944年）“五一”劳动节黟县渔亭启新纺织厂，全厂工人，—律穿白衬衫，兰布工作服整队向黟城作宣传游行，并油印了发展工业的歌曲，以及《告黟县父老宣传书》散发于沿街群众。

外埠黟商也随时注重团结在工会周围，工会也很重视保护职工工人的合法利益。民国期间，景德镇黟商工会黟乡布店分会给各店统一发有竹蔑牌。这种蔑牌上红下黑，大小格式都有定例。遇着有痞子或流氓地痞进店闹事时，马上叫学徒拿上两根竹牌，一根往上首送，一根往下首传。到了隔壁头一家布店，请他们赶快派位同事到××布店（即有人闹事的店铺）去，有罗汉（当时罗汉即是流氓）闹事。再由第一家送第二家，以至三家依顺接着下去，到底为止。不稍片刻，即可齐集数十人。人多声势大，罗汉地痞一看不妙，只得夹着屁股灰溜溜地逃之大吉。如此“守望相助”的联防，深受众店家欢迎。

（四）黟县早期的工运领袖

雄厚的经济势力的支持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支撑，讲究诚信与人文的经营方式等，也曾创造海内外闻名的名牌产品，及诸多发明创造。前者如闻名天下的张小泉剪刀等，后者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宏村古水系的筹划者胡重等。

丰富的工人运动实践，也锻炼并培养了不少工人领袖级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其中有中共早起工人领袖余茂怀，“龙香剂”墨发明人张遇，晚清中国报业第一人汪康年，化纤专业学科和纺织环保专业创始人方柏容，中华化学工业会总干事孙洪芬等等，举不胜举。

余茂怀另文专叙。

黟县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关麓村人汪希直(1904～1939)，出身于徽商家庭，其父汪其砥在北京当律师。1924年，汪希直只身到上海小沙渡纬成丝绸厂当工人，与工友一起，住小阁楼，挤亭子间，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和情操。不久，汪希直就认识了在那里办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的恽代英等党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汪希直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山市最早的中共党员。1925年，他参加了五卅反帝总罢工。后受党组织派遣，到黟县家乡配合北伐军行动。北伐军来到黟县后，汪希直等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欢迎会。他登台演讲，宣传国共合作。他还在城区帮助组织织木工、缝纫、店员工会，在四乡协助组织农民协会。

1928年，县长荣任企图侵吞本县民众集资购置的碧阳小学财产，非法逮捕对此持反对态度的进步人士程梦余。汪希直一面积极揭露荣任的劣迹，一面发动商店罢市、学生罢课，并聚集上千名群众冲进县衙，营救程梦余。县长荣任吓得从后院仓皇逃跑。同年农历除夕，他不畏严寒，与一批进步青年一同步行到距县城数十里的羊栈岭，阻止原在黟县已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右派汪若再次到黟县担任县党部主任委员。1929年黟县受旱，粮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而把持“积谷仓”(一种由地方筹集资金，收购储存粮食，以低利、平价解决民食问题的公益组织)的豪绅们不顾群众疾苦，徇私舞弊，贪污中饱，汪希直发起组织“民食维持会”，与把持积谷仓的豪绅作斗争，清算积谷账目，实行开仓平粜，深得人民群众拥护扩大了党的影响。

1929年，汪希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政治交通，经常出入于租界、赌场、交易所、旅馆，与在那里活动的地下工作者联络，传送文件书刊。在执行任务中，他经常遇到租界巡捕“抄靶子”和特务、包打听盯梢，但每次都能机警应付，甩掉“尾巴”。一次，汪希直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当敌人要他交代联络关系时，他一面假装“乡下佬”一问三不知，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使接头的同志得以采取应变措施。当敌人把他监禁在提篮桥西牢中审讯时，他坚不吐实。敌人因得不到证据而不得不将他释放。汪希直恢复自由后，党组织派互济会同志去慰问，并给了他一些钱，收据上写有住址。不巧，互济会那位同志也被捕，从领款收据上发现了线索，汪希直再次被戈登路巡捕房拘留。他发觉敌人并没有真正弄清他的身份，虽遭严刑拷打，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只得再次将他释放。1930年，汪希直又与孟庆澍一起领导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厂工人为争取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在工运中，他先后与孟庆澎和中共闸北区委负责人老李发展了工人范仰文和余纪一等人入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汪希直参加了党组织的“抗日武装游击干事会”(简称抗干)，活动于闵行周家桥一带。由于上海抗战形势急转直下，汪希直遵照党的内地工作委员会的安排，与廖量之、李唯知、余耘、高三、孙杰以及他的妻子孙瑛等组织了“上海流亡青年内地服务团”，向内地转移。1937年10月，该团到达安徽省和县，与当地工作的共产党员李默予取得联系。李默予介绍该县民教馆馆长王易今等一些进步人士参加了服务团。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道具，继续行进，沿途以教唱抗日歌曲、演街头剧、出壁报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汪希直还利用他自己装配的收音机收听抗战前线的战况和各地的抗日救亡消息，并油印成小报散发。他还随身携带一些常用药品，沿途给群众医治小伤小病。服务团冒着严寒，风餐露宿，于1938年春辗转到达安徽舒城。

服务团到达舒城不久党为了做好广西部队的工作，把汪希直、李唯知、孙瑛安派到广西部队的第四十八军一七三师(后改属八十四军)政治部搞宣传工作。汪希直在这支部队里，宣传党的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主张；协助该师政治部通过政治工作，收编三四百名被胁从入匪的武装；建议该师师长派出部队掩护群众割麦。他与李唯知经过考察教育，发展了秦超等两名青年军官入党。1938年至1939年间，时任中共鄂北特支书记的张执一曾到一七三师与汪希直联系研究工作，并增派潘琪、苏玮夫妇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随军工作。他们当时的任务是争取该师师长钟毅和其他进步军官。通过汪希直等人的积极工作，这个师又有一些军官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1940年5月初，在与日寇作战中，汪希直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6岁。